不論是軍政府還是翁山蘇姬執政後的民選政府,許多人對他們排斥少數族裔及穆斯林的行為感到憤怒、不解和失望,並導致翁山蘇姬失去國際光環,現今政變後,許多外國人與媒體認為翁山蘇姬及民選政府亦因此而無可取之處。

不禁令人困惑,為何現今佔緬甸大多數人口並掌握政權的緬族充斥著排外的情緒?特別是針對印度裔/孟加拉洛興雅人和穆斯林?緬族的排外是緬甸該地多元族群、緬族過往的歷史、英國殖民統治、以及緬甸軍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統治正當性而操作相關情緒等因素交錯導致的結果。

緬族帝國遇上大英帝國

在十九世紀前半遭遇英國之前,緬族自許天下無敵,除了四度擊潰入侵的中國軍隊,又四處侵略、消滅泰國的大城王朝、西邊的阿拉干王國(今若開邦)、阿薩姆王國(今印度阿薩姆邦)、曼尼普爾王國(今印度曼尼普爾邦)等周遭國家,用血腥暴力俘虜其他族群去幫他們耕種,因為當時伊洛瓦底江河谷一直缺乏耕種人力,而因為需要人力發展經濟和發動戰爭,緬族更不停對外發動戰爭。

而在佔領了阿拉干王國等地後,因為緬族滅了阿拉干王國,緬族王國認為英國占領的孟加拉是阿拉干王國故地,緬族國王自認是阿拉干王國的後繼者,所以孟加拉應該是他們的。

因此緬族帝國開始派遣使者,連絡南印度的馬拉塔帝國、北印度的蒙兀兒帝國、旁遮普(今巴基斯坦)的錫克帝國等地,想要夾擊當時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雙方最終在1824年發生衝突,爆發第一次英緬戰爭。

當時,緬族自詡所向無敵的軍隊與英印聯軍交戰,雙方損失慘重,英國遂在仰光發動兩棲登陸奇襲作戰,緬族軍隊潰不成軍,英軍兵臨首都城下,「天下無敵」的緬族國王Bagyidaw割地求和。許多被緬族滅國的獨立王國土地,日後均成為印度東北邊境特區的一部分。

英國海軍兩棲作戰攻入仰光,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緬族當時自認天下無敵的自信心因此碎了一地,此時更成為日後排外民族主義思想的起點,日後的軍政府更將1824年定義為日後有沒有資格成為「緬甸的一份子」,誰是「本地人」、「跟著外族來的占領者」或頂多算是「客人」的截止點。

殖民管制政策與人口流動的「多元社會」

而在經過1852、1885年兩場英緬戰爭後,英國將緬族王國併入英屬印度,作為「緬甸省」,並切割成三等份 — 伊洛瓦底江谷地的緬族地區(英國直接治理)、靠近泰國以撣族為多數的高山地區(土邦酋長宣誓效忠後自治)和偏遠山區(酋長自理) — 進行統治。許多人會指責這是殖民者玩弄「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統治策略,從而造成日後衝突的根源。

然而,上述說法與現今強迫少數民族「緬族化」的緬人民族主義者說法無異。因為這些地方自古即是多族群地區,緬族只是「滅了他人國家」後,將之變成自己的疆域。英國是依照當地情形進行直接和間接統治,不過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也因此產生了更深刻且不同的身分塑造與認同。

而緬族排外 — 特別是針對印度人 — 的情緒,則是跟英屬印度的人口流動有關。緬族王國統治伊洛瓦底江谷地時,即因人力不足而四處征戰、擄掠人口來為其耕作,維持經濟,英國不過師其故智。而英國既已征服印度,許多英屬印度下的印度人和穆斯林不論是受英印當局勸導移動,聽聞口耳相傳的美好傳言前往發展,還是回歸故土(若開等地曾是許多穆斯林的故鄉,他們因英緬戰爭和災害等流亡孟加拉)等情況下,大批印度人和穆斯林湧進緬甸。

這些印度人從事一方面緬族不願做、英國不願讓緬族做的各種工作,一方面也因為湧入的印度人是便宜外勞,壓低了緬族人的工資水平,不僅弭平了緬族內部的階級差異,更引起緬族對外人造成生活水平低落的不滿。而隨著先後時間到來、說不同方言的穆斯林群體,更和佛教為主的緬族人產生許多衝突,導致排外情緒高漲。而外來人口增加及宗教的進入,更導致了緬族和佛教的生存危機感。

人們常說男人要有「男子氣概」,才是個「男人」,也認為這樣男人才有吸引力,像是運動員、政治人物、藝人、達官貴人等。然而真是如此嗎?「男子氣概」人人言殊,它到底是什麼呢?對這個社會到底又有甚麼影響呢?又是否對這個社會有害呢?

臉譜出版社這本《洋蔥式閱讀!當代關鍵議題系列:種族主義、暴力犯罪、人際關係崩壞源自男子氣概?陰柔氣質更適合現代男性?從歷史及社會文化看男子氣概如何戕害男性及性別平權》指出,男子氣概既是一種規範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及男性為中心運作的社會倫理教條,也是男性形塑自我認同的信念與標準。並進一步剖析上述問題與原因所在。

這本書篇幅不長,一百多頁,運用簡易好懂的文字和豐富的圖片,介紹了「男子氣概」的前世今生,當代「男子氣概」的類型,「男子氣概」對男性自身以及身旁周遭的人乃至世界各地等所帶來的危害,「男子氣概」對男性自身如何造成困境,「男子氣概」當下的發展和改善方向,以及未來可行的思考。

男子氣概的流變

男子氣概亙古自今其實有許多種版本。從古希臘到十七世紀的第一種類型(強調英勇、榮譽、忠誠和責任),十七到十九世紀的第二種類型(強調男性掌握公私領域的絕對權力,對人的熱情,照顧家庭的責任),以及十九世紀末工業化後的第三種類型(強調陽剛;恐同;壓抑情感;競爭財富和社會地位;主張人際和情感是「女性領域」,理性和科技則是「男性領域」;憎惡娘娘腔)。

第三型在二戰後逐漸產生轉變。首先認定男人只要足夠收入養家餬口,便可無視品行、榮譽和名聲問題,而長工時也導致男性在工作場所和返家後之間的角色與情感轉變困難。而反叛過往的家父長威權作風,也導致第三型再度轉變。

1960~70年代的年輕男性開始反抗傳統男子氣概的約束,抗拒順從常規、努力工作和養家,透過暴力衝突表達自我與解放。這使得暴力傾向和侵略性成為新一代「男子氣概」和激進「自由解放」想法的要素,他們更認為「要自慰,不如去強姦」,這與過去保護家庭、女性和榮譽而決鬥的傳統男子氣概相反。他們也漠視傳統「保護年輕女性免受男性侵害」的德行訴求。即使他們主張婦女應從父權社會解脫,他們也不願自己洗衣做飯(那麼誰幫他們做了呢?)。更因為女性運動和女性成就威脅男性的社會位置,「丟下傳統」的這一代男性遂把「性濫交」納入男子氣概的定義作為回應

學者總括二十世紀下半第三型的流變,稱其為「男性組合餐(manbox)」,這包含四項關鍵原則:「不能娘娘腔(抗拒男性眼中女性乃至同性戀特徵,例如情緒激動)」、「成為大咖(強調競爭意識和雄心壯志,追求更高成就和地位)」、「當個頂天立地的漢子(獨立性、不要流露太多個人訊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以及「去他的魚雷,全速前進(冒險犯難精神和強調短期見效作法)」

(二)戰後東亞:「美中體制」的形成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東亞外交策略服從於其美國戰後的重建大戰略之下,其核心原則乃是與一個「統一、友好、繁榮、強大且走向民主」的中國合作,不僅藉此填補日本帝國崩潰後東亞的權力真空,也要透過與中國的同盟與日本帝國在「種族」問題上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羅斯福總統寄望於各種心理、物質上的改善與支持,希望使中國在擊敗日本和戰後重建上走向美國所寄望的道路,能發揮其關鍵性作用。這也讓蔣介石有著中國將在各層面領導戰後東亞諸國的積極構想。[1]

由於美國對中國的高度盼望,使美國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爭論時,往往偏袒中國,然而中國在1943年底開羅會議不僅使盟國大失所望,中美之間的討價還價、史迪威事件的爭執,以及1944年更面臨中日戰爭開始以來的慘敗,使得美國不禁懷疑中國作為盟友的作用。[2]為求盡速擊敗日本,1945年美國、蘇聯與英國召開雅爾達會議,以中國宣稱在東北的領土權益和默認外蒙獨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宣戰,不僅顯示美國下調中國在其戰後全球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也遏制了戰後國府將統治權威延伸到所有「邊疆」的決心。[3]

然而,中國仍舊是美國在戰後東亞的主要合作夥伴,即使因雅爾達會議挫傷了中國在美國心中的地位,美國也仍然沒有打算放棄中國而選擇蘇聯。陳翠蓮指出,在羅斯福總統死後,杜魯門總統延續了羅斯福的中國政策,因此戰後美中兩國構築起一套合作體制:「美中體制」,來掌控東亞局勢。其定義如下:

1.美國為掌握戰後國際優勢與遠東秩序,選擇國民黨中國做為合作對象;中國因內戰、統一問題,需要美國大力協助,提供軍事、經濟等各種挹注,雙方在互蒙其利下建立合作關係。

2.此種合作關係具有主從性格,重要政策由美國主導、制定,中國政府配合、協助、執行。

3.但是美中之間的合作關係並非單邊主義,在不違背美國的主要利益下,中國政府所主張或宣傳的次要利益,美國予以容忍、默許、讓步,做為回饋。

4.因為美中是共同利益的結合,當雙方利益嚴重矛盾時,美中協力體制就會鬆動,甚至崩壞。[4]

美國評估戰後中國的局勢,決定協助國府達成兩大目標:一、在穩定政府與民主路線之下,帶來中國的和平;二、協助國府盡可能建立即於全中國的權威。[5]是故「戰後美中體制」的主要目標,在於協助國府取得全中國的統治權,進而穩定東亞局勢,以免日本、蘇聯等國日後在東亞再起波瀾。

既然美國對戰後中國的優先考量乃是建立起統一、強大、民主的中國,那麼除了對國共兩黨採取調停的態度外,美國對任何可能分裂中國的邊疆民族問題採取不聞不問、甚至是漠視的態度,間接地支持國府採取自身方式去處理邊疆民族問題,以及透過中蘇、中英的大國政治來解決邊疆爭議,正如劉曉原所言,美國在東亞所支持的對象一直是以漢族為主的中國民族主義。[6]這就使國府能夠對戰後收復的邊疆領土恣意採取行動,正如第一節所述,國民黨的邊疆政策,即是推行同化,如果不行則以武力征服後,再行同化。這不僅將實踐於戰後的內蒙古等地,也包含了新收復的臺灣與澎湖。

(三)「領土收復主義」與邊疆政策的成敗

「領土收復主義(irredentism)」在劍橋英文字典的定義是「a policy of returning land to a country that it belonged to in the past(收復從前屬於這個國家領土的政策)」。林孝庭在其著作《西藏問題》中,以這個名詞用以代稱為戰後中國政府「收復」少數民族所居住之邊疆領土,以及戰後漢族人民追隨政府重新挺進邊疆的行動。[7]

不過,從蔣氏在1934年3月7日在南昌演講〈中國之外交政策〉時,即表示:「所有失地如臺灣、琉球、朝鮮、均須收復。」[8]直到1943年出版《中國之命運》時,他仍主張收復自1894年以前的所有領土。因此筆者推論戰後中國政府的「領土收復主義」除卻朝鮮、琉球兩地則如前文所述,基於維護戰後與美合作和自身實力的現實考量,蔣氏將之放棄外,實際上並不僅如林孝庭所言,僅侷限於外蒙古、內蒙古、西藏、新疆和滿洲,而是包含了臺灣與澎湖。

若以宏觀視野探究戰後「領土收復主義」的行動,更可將之視為清末以來,中國朝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的有意識行動。自中華民國建立以來,將已經離心、模糊且主權所不及「邊疆」化為明確、可由國家主權直接控制「邊界」,使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化。既然當初破壞中國國家主權、給予外國「治外法權」的不平等條約在戰時皆已廢除,國府勢必要在全中國重新建立國家主權,建立起一個統一且強大的國家。對此,邊疆領土與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叛亂」與「分離」行動、違背國府「同化」與「自治」政策以外的行為都是不可容忍的。

開羅宣言三巨頭。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而開羅宣言盟國的承諾和戰後美中體制的成形,也使國府名正言順地收復這些領土。然而國府亦體認到,邊疆分離傾向與蘇聯、英國等列強將中國邊疆視作潛在利益與擴張線的看法為一體兩面,因此要解決邊疆事務,必須大國外交,特別是雅爾達協定簽署後,尋得解決與妥協之共識。

但是外交取得成功,國民政府卻低估了少數民族尋求民族自決、命運自主的願望,以及他們在戰後大國外交上縱橫捭闔的能力。因此,戰後邊疆少數民族對國府的挑戰,以及國府務實卻混亂的邊疆政策,最終導致其一敗塗地。

國府對外蒙古的態度,事實上決定性地影響了邊疆與中國的關係,外蒙古的獨立帶來骨牌效應。[9]外蒙古自1912年中華民國取代清朝後,就事實上分離出中國,中國僅有名義上的主權,俄國與之後的蘇聯,才是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宗主國。而192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喬巴山的領導下建立後,中國與外蒙古的關係事實上已難以挽回。抗戰期間,蔣介石的親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即向蔣指出,收回蘇維埃化的外蒙古主權一事已相當困難。[10]

同時,新疆維吾爾各族在蘇聯直接協助下,於伊犁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除仇殺漢族外,更在南北疆勢如破竹,直逼省府迪化。[11]內蒙古在王爺廟、蘇尼特右旗德王府成立自治政權。[12]在蘇聯對日宣戰後,滿洲和大部分內蒙古已在蘇聯百萬大軍掌控之下,蒙古人民共和國更意圖合併內外蒙古,建立「大蒙古國」;中共也在此時全面進入華北、內蒙和東北,並以外蒙作為與國府交鋒失利時的避難基地。[13]至於西藏,國府趁英國忙於處理戰後殖民地獨立運動與戰後重建,無暇顧及西藏時,藉由高度自治拉攏安撫西藏。[14]

面對戰後邊疆高漲的民族自決運動,以及牽扯其中的國際外交,即使美國力挺漢族中國一統邊疆、協助空運軍隊接防,國府也無力全面接管華北、滿洲、內蒙等地,況且美國的優先目標是重建國府在中國東部沿海的統治權力。[15]蔣介石明白,要解決自新疆到滿洲的民族自決問題,防止邊疆領土分離出去,必須承受雅爾達協定,以與蘇聯妥協,而蘇聯不可能讓外蒙古再回到中國。因此,國府以承認外蒙古獨立,換取蘇聯不干預新疆事務,並自內蒙、滿洲撤出,許諾不支持中共等條件,最終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6]

二、「領土收復主義」與地緣戰略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日宣戰,東西戰場匯流,國府終於等到轉機。在1943年1月11號分別訂定中美、中英平等新約後,蔣介石更有信心地針對戰後中國國內的發展、中國對外的地緣戰略以及東亞局勢進一步規劃。蔣氏在3月出版的《中國之命運》,將其擘畫的現代中國藍圖與對外戰略昭告於世,並使本書更成為國府內政外交的指導方針。

本節將描繪蔣介石的上述規劃,特別是其中大漢族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宗族論」和戰略規劃,是如何企圖統合戰後邊疆民族與領土,化為確立的主權「邊界」,構築出一道中國的外部防線。同時,在戰後的「領土收復主義(irredentism)」行動中,蔣氏「中華民族宗族論」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仍以大漢族主義為主流,這成為漢族對於侵佔、壓迫邊疆少數民族的藉口,而國府對此意識形態的贊同,使得邊疆事務雪上加霜。中國主權與民族主義和少數民族行使民族自決權之間的鬥爭,加上戰後錯綜複雜、極不穩定的國際外交,導致戰後邊疆政策的全面失敗。

(一)《中國之命運》與「中華民族宗族論」

《中國之命運》是蔣介石向全中國人與世界宣示國民黨領導中國掙脫百年不平等條約的功績、如何建設戰後中國成為其心中的「現代國家」的藍圖與展望,和中國在戰後東亞所要扮演的角色的重要著作。

在這本書中,蔣介石清楚表示,為了保衛中國日後不受入侵的地緣政治需求,必須要構築一道在中國本部以外的外部領土屏障,這些領土就是戰後中國需要收復的領土:

以國防之需要而論,上述之完整山河系統,如有一個區域受異族之佔領,則全民族、全國家,即失其自衛天然之屏障。河、淮、江、漢之間,無一處可以做鞏固之邊防,所以琉球、台灣、澎湖、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之要塞,這些地方之割裂,即為中國國防之撤除。[1]

在蔣氏主張收復的領土與防衛線構想,正與當年「五族共和」背後統合「邊疆」領土、確保中國生存的概念有著高度的重疊性。而這些地方,分別遭受到英國、蘇聯、日本的直接和間接控制之下,這是戰後必須要收復的。

為了將戰後所有領土的民族與國民統合在「中華民族」之下,特別是針對戰後要「收復」的內外蒙古、西藏、新疆等「舊」邊疆地區,以及「新」邊疆如臺灣、澎湖等地,蔣介石在書中欲以「中華民族宗族論」取代了孫文明顯的「同化論」主張。究竟,「中華民族宗族論」是什麼呢?蔣氏指出:

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們黃河、長江、黑龍江、珠江諸流域,有多數宗族分佈於其間。自五帝以後,文字記載軟多,宗族的組織,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詩經上說:「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詩經上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就是說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的繫屬。古代中國的民族就是這樣構成的。[2]

中華民族早就散布於現代中國所擁有版圖上的各個地方,而且是不僅血緣上同根,分散各地後也往往又結合在一起,最終構成「中華民族」。

蔣介石在書中多處暗示,指出各宗族往往向黃河流域的「中原農業地帶」遷徙,經由文化和生活交流融合,即使中原遭到其他西北草原的宗族攻陷,「此諸宗族,皆漸趨於漢化。」隨後更指出:「這一部悠久的歷史,基於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復發揚中華民族崇高的文化。我們知道:中國國民道德的教條,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中國立國的綱維,為禮義廉恥。」至此,蔣氏明確將中原定位為中國的核心部分,「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則是中原儒家文化的四維八德,居住在中原的則為漢族。

因此,融和各宗族的方式,蔣氏指出:「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藉由「我們中國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繫各宗族內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至此,蔣氏「宗族論」的論點已十分明白:首先想以「宗族論」中帶有的「同源論」和「融合論」主張,來掩蓋孫文帶有「大漢族主義」的「同化論」主張,但背後卻仍然奉行孫文的「同化論」,作為處理邊疆民族的方針。

蔣介石1943年出版的著作《中國之命運》中,主張實為同化論的「中華民族宗族論」。

而運用「中華民族宗族論」,蔣氏的目的不僅僅只是鞏固民心、同化少數民族,而是要藉由這個方式,將少數民族居住的邊疆地帶,亦即蔣氏所擘劃的外部防衛線穩定下來,讓中國因朝向「民族國家」轉型而分裂出去的邊疆地帶,不再只有「想像主權」,而是擁有國家能明確且直接控制該地的主權,並使模糊灰色的邊疆正式轉型成各國承認的明確邊界。

是故,「中華民族宗族論」作為《中國之命運》首章絕非偶然,而是蔣介石要明確一個「同根源民族」及其國家邊界,以此作為戰後中國現代化形塑的必要條件,唯有各民族了解這點,中國就不會四分五裂,蔣氏才能完成《中國之命運》書中後面的規劃。

陳進金指出,「民族同源」、「現代國民」、「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平等外交」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六點,為蔣介石本書所要完成的複合目標:未來的中國將會是一個領土完整且統一、各民族融合為單一民族「中華民族」的現代國家,這個國家將擺脫過去的不平等束縛,要做到這點,必須由信奉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及其領導者蔣介石帶領,在全體信仰三民主義、跟隨蔣介石與國民黨、經由中華文化和新生活運動模式進行「同化」與「現代化」的現代國民集體追隨之,才有可能。最後蔣介石更藉由本書讓讀者理解到,中國作為戰後東亞唯一的大國,未來將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而國家需要強盛才能負擔這些義務,因此寄望中國人能做好大國國民,在國民黨領導下走向正確的道路。[3]

由是觀之,孫文構想中先由國民黨領導建構的「黨族」,也就是等同於「中華民族」的「漢族」,將同化其他民族成為「漢族」,使「黨族」形成「國族」,共同信仰「三民主義」,來配合由「一個領袖」蔣介石領導、「黨在國上」國民政府黨國體制,一同建構「現代中國」為邊界明確、不可侵犯的主權國家。

儘管這本書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引起諸多反彈,在中國人之中,中共、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和知識分子分別針對不同層面進行批判,而英美則對其中反西方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頗有不滿。然而蔣氏堅持發行,展現了其將此作為戰後目標的決心與意志。[4]

(二)「邊疆」的「邊界」化與戰前國府統合的侷限

在中國逐步從古代東亞天下王朝轉型為西方式「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劉曉原指出中國國家體制的改造,和確認國家「形體」與邊界輪廓,於此範圍內建立起具有法律意義、能夠完全控制內部人民的主權,是最重要的雙重問題。因此,怎麼將蒙古、滿洲、新疆、西藏等邊疆和臺澎等失土,轉換成國家主權直接控制、排除外人干涉的領土「邊界」,將之整合進「中華民族」的「中國」民族國家,是晚清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歷代政府的目標。[1]

因此,中國主權的確立與延伸,必然使「邊疆(Frontier)」消失,轉換成國家主權的「邊界(boundary)」。「邊疆」是一種外向的行軍線(outward-oriented march line),是潛在擴張與文化推進的地區,傾向於佔據整個前線區域(whole belt in front)。而「邊界」是一個內向的「界線」(inward-looking “bound”),是現代國家在排外的管轄權下,合併領土的一條明確的分界線,因此中央政府的領土控制範圍仍受制於邊界地區(border area)。[2]中國「民族國家」形體的轉換過程,就是將「邊疆地區」轉換成由中國政府直接控制的「邊界領土」。

但是在中國轉型為「民族國家」、確立主權的過程中,卻與邊疆少數民族行使「民族自決權」產生必然衝突。因此,尋求自決卻較為弱勢的少數民族,必然尋求更為強大的國際社會支持以對抗欲在其身上建構主權者。從這個角度出發,近代中國的「邊疆」雖模糊且難以界定範圍,卻能依此劃出一道自西藏、新疆、內外蒙古、滿洲到臺灣圍繞中國本部的不穩定邊疆地帶。

漢族需要的邊疆防衛線,從西藏到滿洲,1945年二戰結束後,則多了臺灣、澎湖和琉球,琉球後來因政治因素遭到放棄(圖中線條為筆者所加)。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而自1930年代以降,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議論如何「改造」邊疆,避免這些「中國領土」因少數民族趨向獨立而分離中國,因此必須使用「同化」政策同化邊疆民族,進而移民實邊、開發資源,運用豐沛資源與地廣人稀的邊疆解決中國本部的問題,並充實邊防,將自西藏到滿洲的防衛線完成,抵禦帝國主義的入侵與「分裂」中國。[3]

這種想法到 1940年代也沒有改變。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抗戰期間高漲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洗禮,必然從漢族中心、「內外有別」的立場考量「中華民族」的利益。他們帶著邊疆和少數民族隸屬、服務於中國本部漢族的思考,主張全面性統合邊疆、同化少數民族成為漢族,以消除分離傾向,使之保衛中國本部的「屏藩」。而吳文藻做為當時研究邊政的學者,統整指出了當時中國本部知識分子對「邊疆」的看法:

國人之談邊疆者,主要不出兩種用義:一是政治上的邊疆,一是文化上的邊疆。政治上的邊疆,是指一國的國界或邊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邊疆。例如中國現在的國界,三面是陸界,一面是海洋界。故高長柱對邊疆下的定義有云:「凡國與國之間標示領土主權之區別者,曰『國防線』;靠近『國防線』之領域,即邊疆也。」(見《邊疆問題論文集》,第1頁)這顯然是政治上的邊疆觀。通常稱邊疆為「塞外」、「域外」、「關外」,而稱內地為「中原」、「腹地」、「關內」。兩者相對者言,亦都代表了政治及地理的觀點。然而國人另有一種看法:東南各省,以海為界,本是國界,而並不被視為邊疆,反之,甘青川康,地居腹心,而反被成為邊疆,這明明不是國界上的邊疆,而是指文化上的邊疆。[4]

這些邊疆地帶既是政治上的邊疆,也是文化上的邊疆。政治上的邊疆即是前述近代中國轉型為民族國家過程中,所進行的「邊界化」行動,其中包含了五族共和論述中所要統合、明確主權的邊疆領土,這是政治上要確立的主權國界、地緣上的防衛線。而文化上的邊疆則往往多與這些要「邊界化」的政治邊疆重疊,不僅包含了從新疆到滿洲不同民族所居住的地方,也包含了鄰近新疆等地、文化也與漢族不同的甘肅、青海、四川、西康等地,而比起中國本部,這四個地方事實上與新疆、西藏和內蒙古關係更緊密。

因此,受到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之中華民族主義所洗禮的中國知識分子,不論他們多麼強調自己多重視邊疆,邊疆之於中國有多麼重要,都是從居住於中國本部的漢族視野出發,對邊疆所強調的是一種主從關係:地理上,前者中心,後者周緣;文化上,前者先進,後者落後;經濟上,後者應服從於前者的利益;國防上,後者是一種保衛前者安全的存在而已。故王柯認為中國追求政治統一,正是要完成上述這些目標,建構出「內地 — 邊疆」的「二重性國家」。[5]這從1944年國府自盛世才手中取回新疆控制權時,國府與知識分子們的所思所想、戰略規劃呈現出的樣貌中得以證實。[6]

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呈現出的邊疆觀,正是承繼了晚清直到中華民國成立後,「單一民族」與「五域統合」的觀點:中華民國是中華民族的單一民族國家,中華民族以中國本部和漢族為中心主體,進而統合邊疆、同化少數民族為等同於漢族的「中華民族」,從而明確化國家主權的邊界線,強化管控邊疆各種資源與廣闊地域,作為解決中國本部問題的處方,最重要的是要成為替中國本部抵禦帝國主義入侵的防衛線,保衛核心地區的漢族。

本篇長文共三大節,大節內又分數個小節,故文章將以每篇一小節的方式刊載,本篇為第一大節第一小節。

前言

在1947年4月1日,國民政府在臺灣的官方報《臺灣新生報》上,曾經刊載這麼一段話:「我們來到邊疆工作,和在其他一般省分工作不同,除了應盡的職守之外,還負有特殊的任務。」[1]而在更早的1946年2月1號發表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中,也已寫道:「增定臺灣省為邊遠省份公務員任用資格暫行條例適用省份」,將臺灣視作邊疆省分。[2]

《邊遠省份公務員任用資格暫行條例》制定於民國24年(1935),施行於25年(1936),最早施行地為新疆、甘肅、青海、寧夏、貴州、西康邊疆六省,並陸續增加。而臺灣在1946年被「視為」邊疆省份,一體適用。因此曾有不少在臺公務人員是依此管道進入,甚至在中華民國潰逃臺灣後,產生不少任職資格糾紛。

國民政府公報,35:渝:973(35.02.01)。

為何臺灣會被視作是戰後初期中國的「邊疆」?「邊疆(Frontier)」是什麼,和邊界(boundary)有何不同?而盟軍委託中國暫管臺灣後,中國看待「邊疆」的視野與角度,是否成為對「臺灣人」進行「再中國化」的民族思想改造工程與統治策略中,重要的影響要素?

過往研究者對國民政府對戰後臺灣統治的分析慣於將中國政府對當時國內統治方式均一化,進而「異質化」國府對臺統治方策,突顯對臺統治是與中國內部各地治理方式相違。近來則從國際政治的視野出發,指出乃因戰後國際託管,國府始採行特殊統治。

然而這兩種說法既呈現出了部分的歷史事實,卻又是其缺陷。因其忽略了自清末以降,中國朝向「近代主權領土國家」的轉型中,「邊疆」各族欲脫離中國的行動與意圖(包含了結合外國強權以擺脫中國的行動),中國漢族企圖繼承大清帝國疆域、界定其領土邊界與取得邊疆戰略領土的野心,以及漢族如何看待與對待中國邊疆各族以及其菁英帶領的分裂與自治運動。

若不將這一自清末以降的「邊疆」歷史視野放入戰後的新「邊疆」領土臺灣,以中國政府看待清末以降數十年「邊疆」的行動這一脈絡,並結合戰後美中合作的國際政治框架此一國際政治史背景下,去看待國府怎麼理解臺灣人反抗殖民、受一戰後的民族自決浪潮形成的民族主義,以及其在戰後尋求民主自治的行動,將不能理解國府在戰後的一連串行動。

因此,筆者試圖以中國近代轉型與邊疆史、全球民族自決浪潮與戰後東亞政治的複合視角出發,提出戰後初期臺灣史的新詮釋。本文共三大節,大節內又分數個小節,故文章將以每篇一小節的方式刊載,本篇為第一大節第一小節。

一、近代中國轉型的矛盾

晚清以降,中國在與西方國際體系的碰撞後,被迫開始朝著對內擁有絕對主權、對外擁有明確邊界的「民族國家」的方向轉化。「民族」、「主權國界」和「國家」的構建與確立是歷代政府的核心目標,這包含了確立現代民族國家應有的絕對主權、明確邊界和民族認同,這就得從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治外法權、遏制帝國主義侵略和化解少數民族(與領土)的分離。

本節將討論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歷史上「中華民族」的誕生與本質,在辛亥革命中如何導致邊疆與中國本部十八省分裂?也將立憲派提出「五族共和」背後的領土意涵,如何與「中華民族」相結合,成為中華民國建立後歷任中國政府處理主權領土與民族的共識,並成為強化國家主權、直接控制與管控資源等行為的正當性基礎。

(一)「單一民族」與「五域統合」:國體、邊界與民族的複合關係

中國國家邊界起初是透過不平等條約,逐步從不穩定的「邊疆」固定而成為穩定的「邊界」,接下來隨著西方地圖技術的傳入,才逐漸將大清帝國的疆界描繪為涵蓋「本部」與「藩部」的「秋海棠」,確立中國人心中近代中國領土的範圍。[3]清末新政即逐步將藩部與本部統合為一,改行中國本部的省縣制度,將間接宗主權化為直接控制的主權,並引起了邊疆的不安。[4]

但真正將領土範圍以最高的憲法形式確立,仍然要等到辛亥以後中華民國成立,以「五族共和」為原則訂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才成為現實。[5]然而在《臨時約法》成立之前,晚清出現以大漢族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與「五族共和」,事實上成為日後中國處理少數民族與邊疆議題的基調。而前者的出現促使了後者的產生,並且埋下了邊疆動盪的種子。

「自由最終會勝利。」 — 已故友台法國國會議員賽沙里尼(Jean Francois Cesarini)[1]

歷史記憶是民族、族群或群體對於共同過往的一種詮釋、追思與記憶,這些團體藉此凝聚人心、緬懷過去,立足於此,不斷去省思過往、現今與未來,用以凝聚人心、鞏固群體向心力,而這套歷史記憶的詮釋隨著時代變遷,方法與立場有所轉變。但歷史卻是將各種不堪聞問且瑣碎的真相組織起來,加以還原,並公諸世人、用以攻破神話與記憶的武器。

吳乃德這本《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就是一本撰寫「臺灣民族歷史記憶」的記憶之書,也是一本摶成民族的史書。他記錄並詮釋美麗島事件及其前後這段過去,不僅指出美麗島事件作為臺灣民主化的重要性與轉捩點,也記錄下了當時的民主運動參與者、台灣人民乃至於獨裁者和反對者的精神樣貌。而藉由記憶共同的苦難過去、豐富傳統和高貴光榮之歷史,則會使這個民族累積持續形成、強化的共同社會資本、條件與希望,並使人們為此犧牲個人,為了未來而為之奮鬥。

「臺灣最好的時刻」

藉由書寫,他將這段歷史轉化成一段具有意義、值得永續紀念與反芻的歷史記憶,沒有這些參與者們的犧牲奉獻、無私精神,振動並引起富有正義感的臺灣人民的共鳴,帶動歷史軌道的轉向,那麼即使臺灣具有政治學理論解釋的再多民主轉型背景條件,不管是經濟發展、社會變遷還是國際背景,都不會有民主化,「人的精神與理念」才是帶動臺灣民主化的最關鍵原因。

而民主運動參與者和臺灣人民展現出的高貴精神與情感,展現出了高度的同情、同理心和正義感,才使得民主運動在面對蔣經國大逮捕後,不似「自由中國事件」般被當局消滅,而是齊心協力延續和擴大民主運動,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最終促使內外交迫、無處可退的獨裁者蔣經國,為了保全自身與身後之事對民主潮流退讓,而非對其歌功頌德的學者所言,是成就了民主的轉型英雄。

這段齊心追求民主、對抗威權獨裁者暴力與恐怖統治、展現高貴情感與精神的歷史記憶,作者認為這段歷史的意義正如同當年民主英國對抗納粹德國時,邱吉爾首相鼓舞人民時所言,千年之後英國如果還存在,英國人仍然會說「這是他們最好的時刻(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若未來臺灣民族仍存在,回憶起這段刻苦的時刻,也會認為是臺灣最好的時刻。

再起的民主啟蒙

每當臺灣人追思這段歷史記憶,將會鞏固臺灣民族的向心力,進行民主的再啟蒙。而除了理解這段歷史記憶對於民主臺灣的凝聚與重要性外,這本書也是本粉碎「華人世界反對民主、支持獨裁極權的一百種荒謬理由」、非常適合眼下閱讀的民主啟蒙讀物。

作者在〈威權帝國反擊〉一章指出,御用的政治學者、社會學者,還是長期支持自由民主的自由派學者,可以提出多少荒謬的謬論(最常出現者為金耀基)。從民主帶來混亂不安,所以不能推行民主的「政治衰敗論」;民主需要各種要時間成長發展的條件(但說不清楚哪些條件、多少時間)才能推行,不然只能永遠獨裁的「民主條件論」;民主不是只有政黨政治、制衡理論的西方民主(美國議員表示民主世界都可以用),而是可以選擇民族主義意淫卻空洞無物的「中國式民主」;人民沒有民主文化,所以沒有辦法也不該實行民主,直到某一天被認為有「民主政治文化」(不知道哪天也不知道是誰認定)了,才能實行民主的「政治文化論」。各種光怪陸離的「反動的修辭」,見諸過去與現在,迄今仍是反民主論者最愛用的論調。

上述我最有興趣的就是「政治文化論」。學生時代,我最常聽聞的論點就是中國「文化」的相關論述,這個說法一直具有某種程度的說服力,過往在學院裡面遇到不少師長學友,許多人都接受了這套倒果為因的保守修辭。

不同族裔、文化的人群相處時,總會產生不同的激盪與火花。雜碎之所以誕生,源自於美國與清帝國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接觸,從商貿、傳教到華人移民海外,不同文化在兩國之間交錯融合,雙方的飲食文化也交互交流。

移入美國的華裔移民,促使了中餐在美國的傳播與轉變,而美國人則從排斥轉向接受,最終使中餐也變成了美國多元文化的一部分。「雜碎」就是一道風靡美國各大族群、成為中國菜象徵的菜餚。在雜碎之後,美國人越來越喜歡中國菜,並且像饕客一樣,追求更多風味的中國美食。

美國作家安德魯.柯伊(Andrew Coe)這本《雜碎:美國中餐文化史》,不僅介紹中餐文化在美國逐漸被接受的歷史,中餐被美國所接納的過程,其實也是一部美國華人史。

兩個世界的撞擊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商人尋求更大的市場與貿易機會,渴望賺取錢財,而當時充滿傳教狂熱的美國傳教士則渴望拯救那些信仰異教的迷途羔羊,這些人遂東渡中國。起先雖不得其門而入,但隨著1848年清英鴉片戰爭的結束,美國人藉此盼望向中國大力擴展商業版圖與宗教福音。

在這段期間,商場上不免觥籌交錯,美國商人與傳教士以帶著東方主義筆法的筆觸,記下對於當時他們所見所聞的中國飲食文化、餐點的味道乃至販賣食材的市場風貌。其中以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國總論》,以及他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合編的《中國叢報》尤為詳細,成為後來美國人認識中國的案頭必備,但這些書刊卻進一步形塑、強化了美國人對中國的文化偏見。

「東亞史」現今在臺灣已成火熱名詞,不僅108歷史課綱制定期間,支持傳統「中國史」分類的學者與強調更廣域視野的「東亞史」支持者之間爭論不斷,雙方各執一詞,民間出版業也出版不少各國學者出版的專著與歷史普及讀物。

這本由中國重量級經濟史學者李伯重師法當代史學潮流,撰寫15至17世紀、以中國為主角的東亞史普及讀物,也是熱潮下出版社引入的作品。然而,本書既有結合當代史學趨勢書寫的優點,卻也有中國學者帶有的嚴重問題。本文將引介此書內容,並提出自身的批判與反思。

當代脈絡

人們對歷史的提問與認識,必然根據當代進行改變與反思。作者在第一章進行了學術回顧,指出現今全球史的「新史潮」源自當代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興起的現象,因此,這本書就是根據「全球史」的概念進行重新書寫。

全球史顛覆過去以西方為中心的「西方中心論」型世界史,也批判、摒棄過去民族主義與國家歷史的研究方式,強調進行跨越國別、大範圍與長時段的研究,認為觀察全球歷史的發展趨勢,要透過觀察與比較人口增長、技術進步與不同社會的互動交流等層面,並注重「全球性事件」的影響。

多數史家認為,肇端於1500年前後的經濟全球化,既是全球史的起點,也是世界史分期中「近/現代(modern)」史的起點。但與過往有所不同,全球史突破「西方中心論」,指出儘管西方的擴張與征服極具關鍵,但是「現代化」非西方特有,而是世界各地交流、匯聚才出現的產物。

而作者口中的「東亞世界」,就是中國與中國以外的國家與地區,是各個國家、民族與文化在不對等的支配與臣服關係下,進行交流活動的空間。因為中國既是其他國家無法迴避、具有特殊意義的巨大他者,也是個特殊性明顯遠勝他國的國家。

自1500年起,「東亞」地域即將迎接歐洲人開啟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以及其所帶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全球化的兩大面向:帳簿與火槍

「帳簿」與「火槍」是本書兩大「全球化」敘事主線,前者是經濟全球化,後者即軍事革命

作者對「經濟全球化」的定義為:全球形成一個統一且唯一的市場,形塑經濟全球化則仰賴貿易以及些微暴力。他認為在15世紀前,儘管有海陸絲路等商貿路線、印度洋等區域貿易體系,蒙古甚至建立世界帝國,但在歐洲人發現新大陸和創造大航海時代之前,這些商業路線危險又無足輕重,各貿易體系也因缺乏共同的商業規則與商貿語言,貿易緊密程度有限,商業往來也不密切,消失於草原的蒙古影響則更微。直到歐洲人串聯各地,建立果阿、麻六甲等貿易大城,並引進規則和語言,將美洲白銀與日本白銀建立起貿易體系的白銀貨幣後,才解決過往問題,並建立往來密切的貿易網絡,構築早期經濟全球化的秩序與基礎。

進行貿易活動、串起世界經濟體系的是世界各地的商人,他們複合著海盜、政府特許商人、商幫、武裝商人等多重身分,彼此間既競爭又合作,既貿易又掠奪。又按照貿易地域的不同,角色重要性也不同,但以歐洲人與中國人為最重要。

寫作緣起

現實往往是激發寫作的動力來源,反映了作者對於當下的關懷。從2014年的318抗爭開始,經歷國內外一連串劇烈變動的洗禮,到現在面臨中國兵臨城下和悲壯的香港反送中運動,這刺激我寫出許多文章。思考的問題雖未必一致,但對現實的關懷仍是串穿本文各篇文章的核心。

面對現實,我們必須理解,任何事情都是交錯互相進行、影響,不管是同一時間同一地方、同一時間不同地點、不同時間同個地方,還是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時間、空間、思想與人群之間永恆交錯的貫穿與相互影響,始終是推動歷史與現實前進與對話的真實動力。

因此,當我們以所處的當下出發,現實總是最引起我們的關懷,但是大家也明白,凡事有果必有因。我們必得回溯過去的變化,才能理解當下,明白自己腳下所踩的座標,本文的一切都是從我們腳下的土地出發去思考。

歐洲帶來的衝擊

自1648年歐洲的三十年戰 …

黎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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